这几乎成了中国微博的常态。孔庆东、韩寒和方舟子几乎是永远的主角。每一次战争中，都有各种“粉”的出现，其后跟进的包括了公知、“五毛”、“带路党”……不一而足。最开始的话题总是被人遗忘，剩下一地鸡毛，等待战火重起。周而复始。当然，许多带V的都怀着浑水摸鱼攒粉丝的快意恩仇。这也是一个名利场。

但是每一场战争，都充满了拍板砖、挖墙角、撬祖坟，出言不逊抹黑唱衰只是初级阶段，人肉搜索曝光隐私才是高级智商。这种种群魔乱舞的情形，制造了一个知识繁荣、言论自由的超级假象。

许多人或真或假地指出“真理越辩越明”，这种讨论有利事实真相的发掘和思想正误的勘别。可惜，中国人，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各类微博、论坛和博客之中的人们，在持续地制造和宣扬这个伪命题的同时，背后却不经意露出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伦理上根本缺失的悲惨现状。
 

徐贲就是那个看穿了这惑人妖氛的火眼金睛。虽然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的英文系教授，但是他对于公共生活有着持续关心和论述，那正是拨开这场迷雾的智慧之光。用他2011年1月出版的《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》来对比这种种言论市场的怪现状，便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公共生活有多么可悲，多么无聊。

什么是公共生活？显然，我们知道公共生活是相对应于私人生活而言的。在私人生活的场合中，包括家庭、职场、社交等等，我们多数是以真实的个体身份出现的，我们谨守一定的边界和伦理规则，并竭力树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，以求获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。公共生活呢？徐贲说：公众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，自由地讨论，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们。那么，公共生活就是公众集合在一起的空间：实体的和虚拟的。

《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》是徐贲过往几年中给媒体所写的174篇文章的集子。我大致给这些文章分了个类，大约涉及到以下领域：教育、言论、政治与选举、社区生活、文艺、道德与法。这些分类可能无法概括公共生活的所有层面，但基本覆盖了其主要层面。

那么，何为好的公共生活？我在书里面没有发现一个直接的回答，但是回答散布在这些篇章的每个角落里。

如果需要概括地说，我觉得他在序里谈到公共随笔时的一段话切中肯綮：“（18世纪英国随笔作家）艾迪生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赫、文艺复兴作家蒙田为楷模，要以一种平和、理性的写作去影响他的读者，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、温和稳健、不走极端、顾及公众利益……国民性和普遍国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，启蒙的作用不是发生在惊天动地的‘革命’和‘运动’之中，而是发生在春雨润无声的优化人际交流之中。”

好的公共生活应该由好的制度和好的伦理所共同构成。好的制度作用在于防止和惩戒“恶”的出现，从而使自由、平等、尊严等这些人类的基本社会需求得以在社会中行走；而好的伦理便是个体将这些德行付诸实践，从而形成社会共同的“道德习俗”，从而使社会成为健康的、良善的共同空间。

人为什么需要好的公共生活？人类在走出洞穴之后学会了社会化生存，而19、20世纪的民族自决风潮又确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。公共生活是将所有孤独的个体联结在一起的纽带。无论网络购物多么发达，也无论一个个体多么“宅”，都难以避免与公共生活产生联系。而好的公共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是否富足、健康与幸福的共同指标，而且直接指涉到个体生活的质量与存亡。制度层面自不待说，它往往直接决定着个体的生杀存亡，从伦理层面上而言，公共生活也事关个体的荣誉、尊严乃至生死。一个没有救死扶伤的公共生活伦理的社会，老人会在社区里扑倒故去，儿童会在街头流血死亡。
 

为什么在各类言论场合中泼脏水、挖祖坟的行为，是一个根本有悖于“真理越辩越明”的伪命题？徐贲在他的后记里又写道：“公共话语是公众的话语，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、逻辑和常识判断……艾迪生用写作影响读者，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精致、复杂，而非简单、粗糙的感觉和观察，学会以一种开明、平和、深入、令他人愉悦的方式，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来吵去的方式谈论共同的话题。”

公共话语的目的，即便是争辩，也乃是使社会朝着一个更加理性和良善的方向行进的。它在于为公众和公共生活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，这种价值观乃是符合人性、尊重传统、彰扬尊严、践行自由、倡导爱与宽容的价值观。它可能是批评的，但其目的乃是使真出现；它可能是尖锐的，但其目的是使真相凸显。

公共话语的行使需要行使人具有公共生活的基本德行。这种德行是对他人的尊严的秉持，是对语言应用的节制，是生发于理性逻辑的推理，而不是仇恨偏执的宣泄。

为什么中国人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讨论中如此地恶形恶像，面目狰狞？一来我们缺少公共的价值观，二来我们缺少公共的德行。我们争辩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凝聚公共的价值观，而是发挥我的价值观；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德行从来不是遵从公共认可的德行，而是我的德行。

是因为什么、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得如此堕落，如此卑鄙，如此可憎？

我们的公众素质，从来不亚于那些拥有好的公共生活的社会，比如美国、英国和日本。而是因为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的“恶”化。那就是制度因素。

好的公共生活从哪里来？是从好的公共制度中来。恰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，因为公众发现践行好的公共生活准则，其所付出的成本，远远要高于冷漠的，甚或恶的行为。抄袭者得高分，造假者得荣耀，受贿者得富贵，无事生非者风生水起；勇敢者下地狱，孤高者遭围困，清洁者自清贫，诚实行善者一地鸡毛。“神不正义，人怎么办？”惟有比堕落而已。

可是既然无法逃避公共生活，我们怎么办？好在我们有常识。常识如：人不应该作恶，不应该见死不救，不应该欺凌他人，不应该贪人钱财，应该自由而不受压制。这些常识不构成公共生活的全部，也不构成制度本身，但是，常识是通向好的制度，通向好的公共生活，通向好的人类生活的途径。

因为好的公共生活，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开始的。